不知不觉中，我父亲召存信离开我们一年多了，可是在我心里，父亲并没有走远，他与百姓在一起的音容笑貌，他对我们子孙的谆谆教导，和那严格审视我们的眼睛，特别是父亲的规矩，依然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。

我出生时，父亲已经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州长，可是，我们四姐弟从来没有感受到做州长子女的优越感。相反，父亲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中经受的磨难，特别是他面对磨难仍然表现出来的坚定信仰，却让我终身难忘。1966年文革中，父亲被造反派扣上“反动土司”、“反动大领主”等罪名，经常被抓去游街批斗，交代罪行。1969年，父亲和被打成“地富反坏右”的100多名干部，被押送到偏僻的景讷山区州“五七”干校劳动改造。在那里，父亲要种地、砍柴、养猪、放牛，以前从未做过农活的父亲咬紧牙关，不但学着去做，而且要求自己把每件农活都做到最好。我和哥哥、姐姐去探望父亲，造反派每次都要对我们进行搜身，给少年时代的我留下了屈辱的记忆。我看到父亲白天要干农活，放牛养猪，回来还要接受批斗，晚上就睡在光木板上，委屈、痛苦、无助涌上心头，禁不住流下了眼泪。

然而一直让我感动的是，当地各族老百姓怕父亲吃亏，自发地组织起来保护父亲。每当造反派要批斗父亲时，很多少数民族群众就拿着柴刀猎叉弓弩，将父亲团团围住。他们对着造反派大喊：“文革我们搞不懂，你们批可以批，但不准动手。谁要是敢动老州长一指头，我们就要跟他拼命！”这些保护父亲的群众并不止是傣族，还有哈尼族、布朗族同胞。年少的我一直在想：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，让父亲在各民族群众中享有如此高的威望？

与父亲同时被打倒的州级领导中，有一些原来也是土司头人，突如其来的文革灾难让他们难以接受，有几个实在受不了折磨迫害，上吊自杀了，还有个别人逃往境外避难。听说父亲这个昔日的“召景哈”也遭到了批斗迫害，被发配去山区放牛养猪种地，境外反动势力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外逃的大土司大领主们，以为机会来了，他们费尽心思，想策反父亲，给共产党抹黑；有几个是父亲当年的好友，真心想帮父亲摆脱这种苦难生活，就通过各种渠道关系，想方设法劝父亲出走境外，躲避灾难。

西双版纳与境外没有天然屏障，而且已经有人捎话到家里，说是接应父亲家人的马帮会一直在边境上等他后。看着受尽苦难的父亲，我们家人也有些动心，但谁都不敢跟父亲说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有一天晚上，母亲才刚刚透露出境外会有马帮接应的消息，一向温和的父亲勃然大怒，他对母亲说：“你这么做，就是乱了规矩！我在党旗下宣过誓！永不叛党！这辈子就算死我也只跟共产党走！永不变心”

父亲的话，像烙铁一样烙在我的心坎上。

1974年，周恩来总理在审核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时，没有看到父亲的名字，了解到他还在蒙受冤屈时，周总理十分关心，急切地指示：通知召存信来北京参会。喜讯传来，父亲和我们全家人泣不成声，父亲激动地说：“党没有忘记我，中央领导没有忘记我”。 1980年2月，中共西双版纳州委正式为父亲平反昭雪。父亲双手捧着平反通知书，看了又看，热泪盈眶，冤屈终于被洗清，父亲又激情满怀地投入到了为党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。

我刚刚懂事的时候，母亲就告诉我，父亲给家人定了几条规矩，你作为子女一定要遵守牢记，就是不许以他的名义办私事，不许搞特殊，不许占公家便宜，不许做生意。

1983年，已经在昆明工作的我，带着妻子回景洪生孩子。女儿满月后我和妻子准备要回昆明上班了。那时候西双版纳还没有机场，从景洪坐车回昆明要经历三天的路途颠簸。如果要坐飞机，就要到思茅机场（也就是现在的普洱机场）。临走前一天我跟父亲商量说：“爸爸，您孙女刚满月太小，儿媳妇身体还很虚弱，坐长途客车返回昆明怕他们母女受不了。所以，我们打算到思茅坐飞机回去，能不能让我们沾点您老人家的光，让您的司机送我们到思茅一下？”

老父亲抱着孙女，轻轻抚摸着他的小脸，眼睛里流露出万般的不舍，可他嘴上什么话也没说。我暗自欢喜，以为这事一定成了。可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天父亲递给我的却是两张客车票。父亲说，这两张车票紧挨着司机旁边，座位很好，路上不会太颠簸的，办私事不能用公车，这是规矩！然后父亲和母亲用自行车把我们一家三口送到客车站，送上了客车，客车开动了，看着父亲挥手的身影渐渐远去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从景洪到思茅，有5个多小时的车程，曾经是跳伞运动员的妻子，因产后身体虚弱，呕吐不止，襁褓中的孩子哭闹不休，颠簸中，换尿布、喂水、喂牛奶的任务就落在我身上，我一边抱着孩子，一边还要照顾妻子，一股委屈、心酸涌上心头。

1992年5月，父亲从州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，担任全国政协常委，享受副部级待遇。上级给父亲在昆明市区特意安排了一套100多平方的新住房，以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。当时我在昆明工作，一家人挤在一套只有40多平米的小房子里。有一次父亲到昆明开会，住在我家里，第二天起床不小心头碰到高低床的铁栏杆上，顿时起了个大包，我看了很心疼，真对不起父亲。我们早就想换一套大一点的住房了。但我深知父亲清正廉洁的秉性，怕他谢绝这一照顾，我想这么一套住房对于我们工薪家庭来说，需要积攒多少年的钱才能买得起阿？机会太难得了。又不敢直接向父亲开口，便央求母亲跟父亲说说先把房子拿下来。但是，几天后我母亲打来电话说：“你爸爸说了，我们老两口是不会离开西双版纳的，他离不开西双版纳这片土地，更离不开这里的老百姓。你爸爸还说，公家的房子我们不能同时占着两套，不能搞特殊。昆明的房子是组织上关心照顾他的，他既然不去住，子女是没有权利享用的。他要你记住，你是共产党员，做事要讲规矩！”当时，我真想不通，悄悄心里一直埋怨着父亲。

这些年来，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都有了显著提高，住房条件也有很大改善。可我父母亲仍然一直居住在上世纪50年代建盖的旧平房里。州政府办公室几次与父亲商量对老房子进行改扩建，或者安排更宽敞些的新房，都被父亲谢绝了。他说：“这房子是旧了点小了些，但是住着亲切、有感情，各族群众进进出出也不生分，每天和来家里的各族群众说说话，听一听他们的心声，心里很踏实。我要是搬了家，有些老百姓就找不到我了。”

就这样，两位老人一直守着这栋老房子，每天迎来送往前来拜访看望、反映情况的干部群众。父亲担任州长近40年，退下来以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，工资算是机关干部中最高的。他的工资都由母亲领取、掌管，大多数都用来接待群众，家里基本上没有积蓄。住房改革时，他们居住的老房子要交几万块钱购房钱，都拿不出来，还是母亲让我们几兄妹凑的。

父亲去世后，留下的最大“遗产”就是一屋子的傣式竹编桌子、凳子和大大小小的锅碗瓢盆，有些是母亲置办的，有的是寨子里的老百姓带来留下的，这些都是为招待乡亲们在家里吃饭准备的。每当我看见这些桌椅板凳的时候，耳边就响起父亲经常说的“基层干部、老百姓愿意来家里找我们，说明他们信任我们。他们来一趟都不容易，只要走进家门，就要像对亲戚朋友一样热情接待，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就拿出来给他们吃；有困难找上门来的群众，更要热情地接待，耐心听他们说，能帮的就尽力地帮，解决不了的，帮他们联系一下，有关部门想想办法帮助。你们几个孩子都是党员，应该有这个觉悟才行。”1982年，在我结婚的前一天，父亲召集子女开了一次家庭会议，我们团团围坐在火塘边，父亲很严肃的说：“过去召片领可以娶五、六个女人，我这辈子就娶了你们的母亲刀美英，我就要对她负责一生。你们是我的儿女，可以选择汉族，也可以选择少数民族对象结婚，但要彼此忠诚、相互包容、互谅互让、互敬互爱，对她们也要负责一生。”

虽然父亲没留给我们多少物质财富，但他一生讲规矩、守规矩，献身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崇高精神，就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回望我自己走过的人生路，我要感谢父亲从小对我的严格教育，要感谢父母清正廉洁的言传身教。父亲坦坦荡荡做人、干干净净做官、扎扎实实做事的高尚品格，已经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底，我为拥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父亲感到骄傲！父亲把爱党、爱国、爱人民、朴实、正直、无私的种子种在我们心里，不断用他的品质、他的精神激励我们，让我们像他一样，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！（召亚平）